拐卖儿童致使家庭破裂，如何抑制此类现象，法律向来被寄予厚望。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再次审议刑法修正案(九)草案，此次草案二审稿修改收买被拐儿童可免追刑责情形的规定，改为满足一定条件可从轻处罚，这意味着今后收买被拐儿童的行为拟一律被追刑责。

    这样的变化多少有些出人意料，就在前几天，“人贩子一律死刑”的讨论突然在舆论中活跃起来，其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，基于拐卖儿童行为的恶劣影响，有人呼吁对人贩子一律实施死刑。这种声音并不新鲜，在舆论中其实早就颇有市场，由于很多人对拐卖儿童行为深恶痛绝，这一呼吁轻易就能聚合民间的支持力量。不过，这一次舆论短暂的动员过后，很快就有不同的声音出现，不少法律界人士批评了上述观点，并就如何抑制拐卖儿童现象提出了专业的看法。

    反驳的声音中主要针对两种现象，一是部分人推崇死刑，这涉及到死刑价值的争论，其实在此之前已经出现过多次。主流的意见认为，中国社会尽管保留了死刑，但谨慎使用死刑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的大趋势，动辄呼吁死刑违背了这一趋势;二是就拐卖儿童现象而主张“人贩子一律死刑”，批评者认为，指望对拐卖儿童者实施死刑来制止此类现象的发生，从技术角度看难以奏效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中国刑法目前对拐卖儿童的处罚已经非常严厉，但作用有限。是否将处罚升级为死刑就可解决问题?问题并非如此简单，围绕拐卖儿童形成了相应的利益链条，人贩子所扮演的只是中介的角色，其角色固然关键，但从整个利益链条看，拐卖儿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，买方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，因此，打击拐卖儿童行为，除了要制裁人贩子，还必须切断买方市场。

    如何切断买方市场，首先应当审视法律的作为。现有法律规定对收买被拐儿童的态度相对宽容，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、儿童，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，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，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，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，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。当初的立法初衷一方面是保护被拐儿童，尽量避免其被虐待的情况，另外则是出于降低解救难度。这种相对宽容的立法主要考虑到解救环节，但是，客观地说，从法律威慑角度看，它也大大降低了收买被拐儿童的法律风险。此次草案修改从有条件地不追究刑责到一律追究刑责，加大了对收买者的打击力度，这样的变化姗姗来迟，却难免让人感慨万千，它呼应了外界的诉求，也提高了收买被拐儿童的法律风险，无疑有利于从源头上打击拐卖儿童现象。

    但是否加大对“收买被拐卖儿童”的刑事处罚力度就可抑制拐卖儿童现象?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。拐卖儿童现象之所以长期存在，根源在于目前存在庞大的买方市场，这一问题涉及的社会背景相对复杂，其中的一个重要背景是，制度层面对合法收养提出严苛的要求，远不能满足民众收养孩子的需求。收养孩子有多难?一个典型的例子是，汶川大地震造成了630名孤儿，地震后不久，全国提出收养意愿的有八万多人，但是，根据2012年5月媒体的回访，四年之内只有12名孤儿被成功收养。目前制度规定收养人只能收养一名子女，而且收养人必须无子女才能收养儿童，加上繁琐的收养程序，合法收养门槛相当之高。让人不解的是，这些规定主要针对国内收养，收养机构普遍存在优先受理外国收养人收养申请的情况，在收养要求和环节上的要求截然不同。在门槛过高、程序太复杂的情况下，国内合法收养的空间被大大压缩，而这正是儿童被拐卖现象的一大诱因。

    加大对收买被拐儿童的打击力度对于弥补现有的法律漏洞极为重要，除此之外也要看到，本质而言，拐卖儿童只是儿童收养黑市的一个重要环节，在打击拐卖儿童这一恶劣行为的同时，更应该看到这个黑市背后的运行逻辑和社会背景，完善现有的收养制度，对于打击拐卖儿童同样有着重要作用。